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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記者問：今天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紀念日。近期，中國、日本、國際社會都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重溫東京審判歷史意義。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發言人說，1946年5月3日，根據日本無條件投降安排和盟軍最高統帥頒布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這場歷史性審判匯聚11國司法力量，以海量鐵證和嚴謹法理，判定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嚴重違反國際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亞洲多國犯下的累累罪行，判處東條英機等25名甲級戰犯絞刑、徒刑，駁斥所謂“勝利者審判”“自衛戰爭”“事后立法”等謬論。東京審判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規定的實施，反映戰勝國與受害者集體意志，踐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捍衛了二戰勝利成果。

發言人說，接受東京審判判決是戰后日本回歸國際社會的前提。令人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軍國主義遺毒未清、潛滋暗長。面對東京審判歷史定論和鐵證如山，日本右翼勢力極力否定、極盡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歷史教科書，向日本社會灌輸錯誤歷史觀。這也就難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員、政客頑固將甲級戰犯奉為“英雄”，公然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所謂“靖國神社”，右翼勢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軍事化”，部署進攻性武器，重整軍工產業，推動修改憲法，嚴重背離戰后日本自我標榜的“和平主義”。面對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重溫東京審判的背景、結論和原則，更具現實意義。

發言人說，東京審判審的是人類良知，判的是歷史公正，同紐倫堡審判一道把法西斯戰犯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兩場大審判所承載的歷史正義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戰，奠定的戰后國際秩序基石不容撼動。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先生曾說過，“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任何人、任何勢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圖為侵略翻案，必將遭到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們的堅決抵制，必將被再次押上歷史的審判臺。

不久前，新華社記者走進法庭舊址所在地——市谷紀念館，試圖尋找那場審判留下的歷史印記；更希望了解，在今天的日本，人們如何講述、如何面對這段歷史。

新華社上海5月3日電（記者陳浩明、萬象）在最艱難的時期，梅汝璈對海明誓：“若不能嚴懲戰犯，決無顏再見江東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謝國人。”

年過古稀的梅小璈向記者講述父親梅汝璈不平凡的一生時，腦海里總浮現著父親為東京審判熬白頭發的模樣。

20世紀50年代，梅汝璈與兒子梅小璈（前左）、女兒梅小侃（前右）合影（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1904年，梅汝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譜區朱姑橋梅村。雖然家境不錯，但父親對他要求嚴格，年幼的梅汝璈總不忘帶上一本英語書，邊勞作邊苦讀。1916年，少年梅汝璈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1924年，他赴美深造，先后就讀于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24歲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在梅小璈看來，父親那代留學生在海外尤為不易，他們必須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贏得尊重。

1929年，梅汝璈學成歸國，先后在山西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任教，講授英美法、政治學、國際私法等課程。抗戰期間，梅汝璈堅守教育崗位，不僅傳授法律知識，更身體力行地教導學生做有骨氣、知恥辱的中國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美、中、英、蘇等11國在日本東京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二戰日本甲級戰犯。梅汝璈作為中國法官赴東京參與審判，是該法庭11名法官中唯一的中國人。

梅汝璈（左二）在東京審判現場（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史料記載，在開啟這一正義審判之際，梅汝璈曾向國際社會大聲疾呼：“中國受日本侵略最猛烈，抗戰時間最久，付出犧牲最大！”他認為，沒有日本的無條件投降，便沒有東京審判，法庭上各國法官的座次應按日本投降時各受降國的簽字順序排列。

據梅小璈講述，東京審判期間，父親面臨巨大壓力。作為中國籍法官，梅汝璈既要恪守法官中立原則，又要維護民族利益。“作為當時‘四萬萬同胞’之一，父親的情感與訴求和普通中國老百姓是一樣的——讓戰犯得到應有的懲罰。”

梅汝璈與出庭的中國同事一道，在整個審判過程中遭遇重重阻礙。他常在休庭期間與其他法官深入交流，揭露日軍在華犯下的累累罪行。

歷經818次開庭，1948年11月12日，東京審判落幕。但最終判決結果讓梅汝璈留下諸多遺憾：28名甲級戰犯中，除2人病故外，僅7人被判死刑，16人獲終身監禁（后大多獲假釋），1人判20年監禁，最輕者僅獲刑7年。更令人憤慨的是，日本昭和天皇竟得以全身而退，完全逃脫法律制裁。

“回國時，父親也不過只有44歲，他的頭發已經花白。”梅小璈說，在法官席位之爭、起草判決書、堅持死刑處罰等關鍵時刻，他盡全力維護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

新中國成立后，梅汝璈投身我國外交事業與法制建設，擔任外交部顧問、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20世紀60年代，他著手撰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卻未能完成。

20世紀80年代，梅小璈在整理父親遺物時發現了一捆為每頁400格的稿紙，上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東京審判的珍貴細節。這些手稿內容極為豐富，從法庭組建過程到甲級戰犯名單確定，從法官座次之爭到法庭內部運作機制，事無巨細地記載了這場“世紀審判”的方方面面。這就是梅汝璈所著《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前四章的原始手稿。

2025年8月，梅小璈在閱讀父親梅汝璈所著書籍《東京大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日記》。新華社記者陳浩明攝

80年過去，東京審判開庭時的威儀仍在。在梅家后代心中，更牢牢銘記下梅汝璈法官的一段記述：“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這段擲地有聲的話語，既是梅汝璈對歷史的深刻感悟，更是他對后輩們的殷殷囑托與精神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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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新聞

外交部發言人就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答記者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