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等關稅”被美國最高法院否掉，三個自由派大法官加上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羅伯茨、戈薩奇和巴雷特都認為，《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不管怎么解釋都不能得出授權總統(tǒng)征收關稅的權力這一結論。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規(guī)模關稅政策違法 NPR報道截圖
在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幾天后，我寫了《美國國內制約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力量》一文，5月28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裁定對等關稅無效后，我又寫了《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司法博弈》，并初步探討了對等關稅如被最高法院推翻，白宮可以征收關稅的其他替代法律工具。對11月5日的庭審，我也做了跟進：《聽完美國最高法院“對等關稅”庭審的感受》。
最高法院今天的裁決，正式給IEEPA為基礎的關稅判了死刑。但IEEPA之外已經存在的關稅，比如汽車、鋼鐵、鋁、木材這類行業(yè)關稅，以及232、301體系下的關稅，由于不在這次訴訟爭議范圍內，所以不會受最高法院裁決影響，還是照常有效。
但這一紙裁決的確像白宮反復警告的，對美國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帶來很大干擾。歐盟說我們得認真研究研究這個裁決再跟美國談。巴西副總統(tǒng)說這個裁決太重要了，我們會密切關注。
中美貿易休戰(zhàn)，剩下的10%對華“芬太尼關稅”，原計劃暫停一年的24%對等關稅，也暫時都不存在了。那吉隆坡會談的成果，是不是要重新再聊聊了？
這個時候穩(wěn)定人心最重要。果然，法院發(fā)布裁決后，特朗普很快就召開發(fā)布會，宣布將立即采取新行動，對全球商品征收10%的關稅，并啟動新的貿易調查。
BBC報道截圖
特朗普表示，他將改用其他法律授權，并明確點到了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允許總統(tǒng)在“國際收支”問題背景下征收最高15%、期限不超過150天的關稅）。此外，他還承諾根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啟動多項新的調查。第301條賦予總統(tǒng)在應對不公平貿易行為時征收關稅的廣泛權力。其他他提到的法律依據還包括1962 年《貿易擴展法》第 232 條、1974 年《貿易法》第 201條以及1930 年《關稅法》第 338 條。
特朗普說，為了對其他國家征收“公平關稅”或設定關稅期限，需要進行一系列調查，預計“大約5個月時間”。不過這項10%的全面關稅應當會在3天內生效，而新的調查將通過當晚發(fā)布的行政令正式啟動。
他還表示，最高法院的裁決可能無意中擴大了他的權力，使他在對待那些“沒有公平對待美國”的國家時，擁有更明確和更強大的監(jiān)管貿易與征收關稅的能力。新一輪關稅的實施流程會稍微復雜一些，但最終結果會讓美國獲得更多收入。
上月，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接受《經濟學人》采訪曾經講過，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了對等關稅，政府會搭一個替代體系，把現有的關稅版圖原樣保留下來，目標是盡量保持政策延續(xù)性。他還強調，這種“延續(xù)性”不只針對關稅本身，也針對貿易協議。
在對等關稅裁決發(fā)布后，財政部長貝森特對媒體表示：財政部的估算顯示，如果使用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的授權，再加上加強版的232和第301關稅，將使2026年的關稅收入幾乎保持不變。貝森特還呼吁所有國家遵守協議，繼續(xù)和美國開展貿易談判。
比換法律依據更麻煩的，是退款問題。
即便特朗普政府隨后依據其他法律重新加征關稅，是不是就意味著之前已經征收的那部分對等關稅的錢自動合法、不需要退還了？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從法理上來說，一碼歸一碼，如果某一時期的關稅被判定當時沒有授權，那么那段時間的征收就是不合法的，后來換用232條、301條或122條等法源重新征稅，并不能追溯性地補正過去的非法征收行為。
理論上國會可以通過立法追認過去的征收行為，使其具有溯及效力，但從國會目前的情況看，很難。別忘了，上周國會眾議院還在推動否決基于IEEPA對加拿大征收的關稅。
如果退還關稅成了一個必須的動作，情況就比較麻煩。在聯邦預算會計里，這部分退的錢通常算“收入退款”，也就是直接從總收入里扣掉，會推高當年赤字。正如卡瓦諾大法官在反對意見里指出的，政府可能需要向進口商退還數十億美元的關稅，這將給財政部帶來巨大壓力。
美國財政部大樓 資料圖：新華社
關于該問題，其實去年11月5日庭審的時候，法官不是沒有考慮過。阿利托大法官和巴雷特大法官都問過。比如，巴雷特大法官當時問幾名私人原告的代理律師Neal Katyal：假設你方勝訴了，到時候怎么退款，我感覺會亂成一鍋粥。
Katyal說，確實，過去最高法院沒遇到過幾十億、上百億規(guī)模的退款問題。但就我們這個案子而言，情況很簡單，法院如果認定關稅違法，政府就必須把多收的錢退還給我的五個當事客戶。這一點在法律上沒什么可質疑的。至于其他企業(yè)怎么辦，那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我們目前還沒有打算走集體訴訟的路線。對其他進口商來說，更可能的路徑是按照《美國法典》第19編第1514條走行政程序，也就是先向海關提出異議，再根據結果決定是否訴訟。
Katyal也承認，操作起來會非常復雜。歷史上類似的案件確實拖了很久。比如當年的“港口維護稅”案（美國鞋業(yè)公司案），法院判稅違法之后，后續(xù)的退款程序耗時多年，涉及大量索賠和各種衡平救濟。但復雜和耗時本身，并不是法院拒絕作出違法裁決的理由。
Katyal還提到1990年的麥克森案（McKesson）。那個案子里，最高法院明確說過，即便裁決可能帶來嚴重的經濟沖擊，也不能因此就認可一項違法的征收。可能導致財政混亂，不是縱容違法繼續(xù)存在的正當理由。當然，法院在處理后果時也有工具。比如在“北方管道案”中，最高法院曾暫緩執(zhí)行判決，給國會時間通過立法補救。本案也可能出現類似情況，由國會出臺特別方案。
另外，他提到“約翰·Q·哈蒙斯案”（Office of the U.S. Trustee v. John Q. Hammons Fall 2006, LLC）的規(guī)則，意思是法院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限制判決的適用范圍，比如只對未來適用，不完全溯及既往。也就是說，法院不是只有全退或全不退兩個極端選項，可以在救濟方式上做出技術性安排。
Katyal提到的幾個涉及政府違法征稅后退款的案子都很有代表性。
美國鞋業(yè)公司案的背景是，當年美國對通過港口的貨物按貨值收一筆“港口維護稅”。美國鞋業(yè)公司做出口生意，覺得對出口貨物收錢違反憲法。因為憲法明確說不能對出口征稅。它先去找海關要退錢，海關回信說這不是“稅”，是“費用”，不給退。公司不服，就去國際貿易法院起訴，法院最后支持了它。
案子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確認對出口適用港口維護稅違憲，但沒有制定全國統(tǒng)一的退稅方案。像美國鞋業(yè)公司這樣的當事人，可以根據判決拿回錢；但其他出口商還是得自己走程序，聯邦國際貿易法院負責執(zhí)行退款程序，協調了超過10萬筆退款申請。
麥克森案，是當時佛羅里達州收酒稅的時候，給本地酒商一些優(yōu)惠，結果外州來的酒，比如 McKesson 賣的，就被多收了稅。后來州法院承認這種做法違憲，是歧視性稅收。但到了善后，州法院只說以后不這么干了，卻不愿意把之前多收的錢退回去，理由是退錢會讓州財政吃不消，而且那筆錢可能早就轉嫁給消費者了。
最高法院指出：既然州法律允許企業(yè)先交稅、再事后挑戰(zhàn)是否合法，那一旦稅制被判違憲，就不能只改未來、不理過去。否則，政府等于通過拖延程序把違法收益留在自己手里。這在程序正義上說不通。但最高法院也給了州一定彈性：可以把多收的錢退給受歧視的一方；也可以反過來向當初享受優(yōu)惠的人補征稅款；甚至可以組合著來，只要能糾正不公平問題。
哈蒙斯案的起因，是國會調整破產案件的收費標準后，因為聯邦存在兩套不同的破產管理體系，導致不同地區(qū)的大型破產案件繳納的季度費用不一樣。最高法院在2022年的一個案子里已認定，這種地區(qū)間的不一致違反了憲法關于破產法統(tǒng)一性的要求。哈蒙斯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既然收費制度違憲，那已經多交錢的人要不要退？
法院有三種選擇——退還多交的一方、向少交的一方補征，或者只要求今后統(tǒng)一、不追溯退款。最終，多數意見選擇了第三種，只做未來統(tǒng)一，不做退款。理由是，這個違憲問題的核心在于地區(qū)不統(tǒng)一，而不是費用本身過高；不一致持續(xù)時間有限、范圍可控；而且如果推測國會當初知道有憲法問題，更可能希望維持整體收費結構，而不是引發(fā)大規(guī)模退款，因為那會對破產系統(tǒng)的資金安排和法院運行造成嚴重擾動。
所以，退款這個事說起來就倆字，實際執(zhí)行極為復雜。早前，有不少人猜測，因為退款的影響太大，最高法院可能判決對等關稅無效，但對已征收的款項不再退還。這當然是一種極為樂觀的估計，從今天的裁決來看，法院基本上把這個燙手山芋扔給了無數的當事方和各級法院。
今天的新聞發(fā)布會上，果然有記者問到了該問題。記者問：總統(tǒng)先生，目前你應該收了1750億美元的對等關稅，現在法院說這違法，那么你是不是得把這1750億美元退了？
特朗普說，你這個問題問得太好了，這也是我想問的，這些法官花了好幾個月寫了這份糟糕透頂、漏洞百出的判決，卻完全沒提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你就說有多離譜吧。這可是幾千億美元，不是幾百萬。我就問：那我們收的錢怎么辦？判決里一個字都沒提。你不覺得他們至少該寫一句：錢是能留，還是不能留？
記者又追問：那你是不打算給企業(yè)退錢了嗎？特朗普說，我已經回答你了，接下來我們還得在法院里耗五年打官司。
特朗普表示，他對最高法院“某些成員感到羞恥”。 視頻截圖
就退款而言，海關清算是關鍵節(jié)點。一般來說，貨到了美國口岸，進口時先交押金，等海關清算后才最終確定到底該交多少關稅。
對于還沒有“最終清算”（liquidation）完畢的進口貨物，企業(yè)可以通過行政手段直接糾正和退款。這包括在海關的賬目中提交“事后更正”（Post-Summary Correction, PSC）以刪除不應征收的關稅，從而加快退款。如果這些更正被海關接受，企業(yè)可能較快收到退稅款。
然而，在實踐中，許多涉案貨物在訴訟持續(xù)期間已陸續(xù)清算完畢，行政更正僅適用于那些尚未最終結算的條目。此外，關稅措施生效期間跨越一年，一些最早征收的關稅在2025年下半年開始陸續(xù)進入清算。特朗普政府并未主動下令暫停清算，因此大量進口商的繳款已經處于“已清算”狀態(tài)，無法簡單通過行政更正拿回。這限制了行政途徑的適用范圍。
對于已完成清算或未能通過行政手段糾正的關稅，進口商必須走司法途徑。根據美國《關稅法》的程序，進口商應先在海關內部提出抗議（protest），聲明關稅征收不合法，然后在抗議被海關拒絕后180天內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根據美國法律，相關訴訟時效通常為兩年，逾期未訴可能失去索賠權。
據美國國際貿易法院通報，僅2026年1月26日至2月4日，針對對等關稅提起訴訟且案件進入凍結狀態(tài)的相關企業(yè)多達104家。據稱目前已有超過1000家進口商向國際貿易法院起訴要求退款，相關企業(yè)來自美國和歐洲、亞洲多個國家，業(yè)務涉及食品、奢侈品、服裝、家居、醫(yī)療器械、電子、工業(yè)制造、化工等眾多領域。中國的比亞迪和三一重工等也在其中。這些案件暫時擱置，但現在最高法院裁決出爐，預計它們將很快恢復審理。
理論上，在普通聯邦民事案件里，像這種受影響的企業(yè)可能有成千上萬家的情況，可以通過集體訴訟，由少數代表原告代表所有類似受害者。但國際貿易法院這種專門法院體系是否允許大范圍的集體救濟，目前沒有一個非常明確、成熟的機制。法律界普遍認為，要把不同公司、不同報關批次、不同繳稅時間、不同清算狀態(tài)的進口商都放進一個集體訴訟里，操作難度很大。但像這種金額巨大、主體眾多的情況，很可能還是要由每個進口商分別提起訴訟，或者在法院允許的情況下再合并審理。
最高法院沒有在判決中具體說明退款范圍和方式，給該問題留下一定模糊空間，但在實踐中，下級法院大概率會遵循傳統(tǒng)原則，允許在法定時限內提出請求的進口商追溯拿回多繳款項，并加付法定利息。特朗普政府則可能會對退款申請進行仔細審查，核對進出口單證，這樣的話進度會變得很慢。此外，退款涉及的利益分配問題也比較復雜，例如，如果進口商和買方合同約定關稅成本由買方承擔，那么退款最終歸屬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