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中
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經濟版圖深度調整，全球產業格局正經歷一場系統性重構。這一進程中，以美國為代表推行的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政策加劇了全球經貿體系的不確定性，迫使許多國家重新審視并調整其產業布局，紛紛推動產業本土化以規避外部風險，特別是主要經濟體之間圍繞半導體、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的戰略性競賽日趨白熱化。深入剖析當前全球產業格局重構的核心特征、深層動因，進而制定精準有效的應對策略，對于我國統籌發展和安全、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一
當前產業格局重構，絕非局部環節的調整，而是涵蓋空間布局、價值結構、技術迭代、組織模式的多維度變革，其本質是對經濟全球化分工的調整，呈現出四大鮮明特征。
空間之變：從全球一體化到區域化與“1+N”多點布局。傳統“哪里成本低就布局哪里”的全球化生產網絡，在日益凸顯的地緣政治沖突與突發性供應鏈中斷風險面前，其脆弱性暴露無遺。一些國家推動所謂“去風險”，大搞“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產業布局策略采取“1+N”多點布局，即企業在保留一個主要生產基地的同時，在其他地區建立多個備用或互補的生產基地，以分散風險、增強供應鏈韌性。這一轉變在貿易數據上得到清晰印證。2017—2024年，中國占美國進口份額從21.6%降至13.4%；同期墨西哥從12.3%升至14.4%，越南從2.1%升至4.3%，均提升2個百分點以上，區域化、近岸化趨勢明顯。跨國公司的實際行動也遵循此邏輯，全球動力電池裝車量前20強的企業中，14家已在歐洲、北美、東南亞完成多生產基地布局；汽車制造商紛紛在智利、澳大利亞等資源國投資設廠，以保障關鍵原材料供應。這種多點布局的策略，使得全球生產網絡復雜度顯著上升。
結構之變：從傳統制造主導到服務化綠色化轉型與同質化競爭。全球產業的價值創造來源與各國競爭優勢正經歷深刻調整。一方面，服務業與綠色產業成為價值提升的核心引擎。以傳統制造環節為核心的線性分工模式正在被解構，研發、設計、軟件、供應鏈管理、售后運維等高附加值生產性服務，已深度嵌入并主導整個產業價值鏈。同時，應對氣候變化從外部約束轉化為強大內生動力，催生出龐大的綠色產業體系。以我國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新三樣”為例，其出口額從2020年的2844億元猛增至2025年的1.28萬億元，5年間出口規模增長3.5倍，成為引領全球綠色轉型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全球產業競爭格局出現同質化競爭與“體系化”比拼。美歐大力推動“再工業化”和產業回流，導致各大經濟板塊產業鏈出現較高程度的同質化競爭。我國憑借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獨特優勢，形成了全球獨一無二、高度集成且反應敏捷的產業配套網絡。這種“一站式”的完備產業生態，展現出難以替代的系統性競爭力。
2025年7月16日至20日，第三屆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在北京舉行，30余家中外企業和機構在智能汽車鏈展區集中展示產業鏈上中下游的關鍵技術和產品。圖為7月19日，參觀者在觀看展出的輔助駕駛芯片產品。 新華社記者 鞠煥宗/攝
技術之變：從單極溢出到多極創新。技術創新的地理格局從集中走向分散，形成多極爆發的新局面，技術迭代路徑與競爭形態變革深刻改變了全球產業的競爭邏輯。從創新分布看，多極格局已然形成，美國主導人工智能基礎架構、高端半導體制造，歐盟領跑綠色技術、工業軟件，日韓深耕精密制造與新材料，中國在5G通信、新能源電池、人工智能應用等領域形成相對優勢。從競爭形態看，美歐技術遏制從針對個別企業的“定點封鎖”，升級為覆蓋前沿基礎研究、關鍵共性技術、高端制造工藝的“關聯封鎖”網絡，構建全方位技術壁壘，試圖切斷技術在不同地區之間迭代、傳播的鏈路。這種技術封鎖打破了傳統的技術擴散模式，倒逼其他國家不得不放棄“引進技術、模仿創新”的路徑，轉而投入大量資金、人力開展自主研發。
組織之變：從市場主導到國家介入與規則重塑。全球產業組織形態與規則體系正同步發生深刻變革，呈現“國家力量深度介入”與“規則壁壘”雙重特征，兩者相互強化，共同重塑全球產業分工邏輯。在組織形態層面，“國家力量”角色空前強化，跨國公司雖仍是重要載體，但其布局日益受母國產業政策和地緣戰略的深刻影響。美歐通過大規模補貼、立法限制、“長臂管轄”等手段，直接干預產業布局，推動形成以“鏈主”企業為核心、由國家戰略支撐的產業生態競爭模式。在規則層面，傳統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框架持續弱化，差異化、排他性規則體系加速確立。區域貿易協定成為主要載體，截至2024年底全球區域貿易協定已達378個，較2010年增加102個，其中多數聚焦半導體、新能源等關鍵領域設置針對性條款，并通過碳邊境稅、數字協議、溯源要求等非關稅壁壘，將價值觀、環保標準等嵌入貿易規則，割裂全球協同效率。組織與規則的聯動變革，標志著全球產業競爭已上升為國家主導的生態體系與規則體系之爭，實質是各國圍繞體制優勢、資源動員能力和規則制定權展開的綜合博弈。
二
全球產業格局的上述系統性變革并非偶然，而是全球力量格局變遷、生產力發展階段演進與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深化共同作用的結果。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集中顯現與階段性激化。過去30年，跨國資本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實現了生產要素的全球優化配置，推動了全球經濟增長，但也加劇了全球產業分工失衡——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加劇，制造業就業占比持續下降，美國制造業就業占比從2000年的12.7%降至2025年的8%，為20年來最低。當經濟效率的提升無法掩蓋產業結構失衡、社會利益分化等深層次問題時，民粹主義勢力便將本國產業衰退歸咎于“經濟全球化不公”。于是，推動制造業回流、構筑“小院高墻”，成為一些國家轉嫁國內矛盾、謀求政治私利的政策選擇。這種政策轉向并非短期行為，而是資本主義體系的階段性自我調整。從歷史規律看，每一次經濟全球化浪潮高漲之后，都會出現階段性的逆流與調整，本次全球產業格局從分散到集聚、從自由到干預的轉變，正是這一規律的體現。
生產力躍遷與協同效率差異推動全球產業結構調整。新技術的出現，讓傳統產業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新興產業迎來發展機遇，各國的產業優勢得以重新排序，不再是過去“誰先發展、誰就一直領先”的格局。數字技術的普及模糊了制造與服務的邊界，使數據、算法和知識成為核心生產要素，催生“產品即服務”、個性化定制等新業態，產業發展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生產制造，而是向研發、服務、運營等全鏈條延伸，大幅提升了產業的附加值。綠色技術的進步與產業化，將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共識轉化為可商業化的技術路徑與市場規則，使“綠色”成為新的成本要素與價值標識。二者共同推動全球產業實現從制造主導向服務化、綠色化轉型的結構性變革。同時，美歐推行聯合盟友的產業布局存在規則差異、利益分歧，協同成本高，而我國在本國統一市場、統一規則下布局產業，無跨境壁壘、產業協同性強，在國際產業同質化競爭中能形成難以替代的體系化優勢。這種由市場規模、制度環境、組織效率帶來的協同效率差異，既是全球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動力，也直接導致相關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勢加速變化，推動全球產業格局與分工深度重構。
科技變革與技術封鎖加劇產業技術多極化競爭。技術領先已不再僅僅是經濟優勢的來源，更是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權力的基石。從生產力發展底層邏輯看，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變革打破了傳統技術創新的路徑依賴，技術創新的門檻顯著降低，不再局限于少數發達國家的技術積累。從技術博弈看，“關聯封鎖”等遏制手段強行阻斷了后發國家通過技術引進、模仿再創新的傳統路徑，迫使其不得不轉向基礎研究與源頭創新。其結果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壟斷所有前沿技術，各國只能基于自身資源稟賦、市場特點與歷史積累，在特定領域構筑“創新高地”，推動全球產業格局的洗牌。
國家介入與規則博弈成為維護產業利益的核心手段。隨著全球產業競爭的日趨激烈，單純依靠市場力量已經難以保障產業安全、鞏固產業優勢，國家介入和規則制定成為各國的必然選擇。一方面，產業發展中的“外部性”問題日益突出，比如氣候變化、關鍵技術攻關、供應鏈韌性等領域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風險高，私人資本出于短期盈利的考慮，不愿投入過多資源，國家不得不通過產業政策、戰略投資進行干預，補足私人資本短期逐利導致的戰略性投入不足，使產業組織從市場主導轉向“國家戰略+市場機制”雙輪驅動。另一方面，當后發國家科技水平通過既定規則體系逼近技術前沿時，傳統主導國為維護自身優勢，將競爭重心從市場效率轉向規則制定權爭奪，通過將價值觀、勞工標準、碳核算等非傳統議題嵌入經貿規則，把自身階段性優勢“規則化”、“合法化”，構筑歧視性壁壘。其根本目的在于，將全球經濟競爭鎖定于自身主導的規則框架之內，護持既有優勢，延緩實力對比變遷對自身地位的侵蝕。
三
面對全球產業格局的深刻變革，我國必須堅持系統觀念，統籌發展和安全，走出一條增強韌性、提升能級、引領合作的主動應變之路。
暢通雙循環發展格局，增強產業安全韌性。針對全球產業布局向區域集聚、被動多元轉變的趨勢，應將自身打造為全球產業格局中不可替代的供應鏈組織中心，實現國內產業循環與國際產業循環的高效聯動。對內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為抓手，依托超大規模市場集聚全球高端生產要素，提升國家級重點產業集群能級，強化產業配套能力和協同效率，對沖外部布局收縮風險。對外實施“韌性出海”戰略，構建海外產業投資服務體系，支持我國企業在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及關鍵礦產富集國家建設合作區。構建多元化的資源供應網絡，破解西方“礦產盟友”的封鎖，形成自主可控的跨境產業循環，降低外部風險。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優化升級產業結構。以發展新質生產力為引領，打造全新質量優勢，強化產業結構競爭力，贏得全球產業競爭主動權。推動生產性服務嵌入研發、制造、運維全鏈條，提升附加值。聚焦“新三樣”等擴大綠色出口，加快傳統產業低碳改造。發揮完整工業體系優勢，在高端制造領域持續形成差異化競爭力，優化貿易結構。依托區域合作機制拓展多元化市場，緩解貿易保護主義壓力。
實施非線性創新突破，強化產業技術優勢。聚焦基礎創新與源頭創新，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在“卡脖子”領域設立未來產業探索基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組建創新聯合體，攻堅芯片設計工具等關鍵技術，破解“技術封鎖”。鞏固技術應用優勢，依托全球最大信息通信網絡，拓展5G、新能源電池等領域應用場景，形成“應用—迭代—創新”良性循環。爭奪技術標準話語權，推動我國優勢技術引領構建國際行業準則，破解“創新割據”下的標準壁壘。
推動組織創新與規則協同，提升體系化競爭能力。構建“戰略引領、生態培育”的現代化產業推進機制，統籌資源動員與生態建設，推動龍頭企業開放場景、帶動“專精特新”配套，完善金融資本賦能機制，補足基礎研究與關鍵環節短板。以制度型開放破解規則壁壘，在自貿試驗區等平臺先行先試數據流動、碳足跡核算等高標準規則。堅定維護多邊框架，堅定支持世貿組織改革，擴大高標準自貿網絡，反對排他性“小圈子”，推動綠色標準互認與產業鏈韌性合作，掌握規則博弈主動權。
作者：國家發展改革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創新戰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